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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移工影展 Migrant Workers Film Festival [Report]
DESCRIPTION:移工影展 側記 \n這次影展的構想，是希望能在全台各處播放，除了讓各地民眾就近參與，更重要的是讓在地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們看到彼此，也讓全台灣各個角落看到彼此，原來還有這麼多人在關心和思索這個議題。因此活動的安排分為大台北場、桃竹苗場、中部場、南部場，以及東部場，五部影片在這五個區域的五個地點，共播放25場次。因為是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在許多自己原本不熟悉的地方，靠著各個地方朋友們的幫忙而串連起來，一個介紹一個。也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自己看到台灣各角落可貴的活力。每個團體、每個地方的組成元素都極為不同，因此在每個場次中的參與者以及觸發的議題和節奏也很不一樣。雖然是策展人，但事實上只是在提供一個誘發的機會，讓新的可能性發生。因此我也盡量在活動中隱身觀眾群，觀看這一場場在地力量的凝聚。每個場次的討論都很不同，但因為場次眾多，在這裡只從五個區域中各選取一場側記分享，同時也涵蓋了這次的五部影片。這次的影展只是初步的嘗試，接下來還會有更多不同形式的串連與討論，希望在這個人口移動越來越頻繁的年代，能有機會讓大家靜下心來，重新思索人與人的關係。 \n策展人：陳炯志 \n \n水路。遠洋紀行 中部場\n日期與時間：4/12（五） 19:00-21:30\n地點：哲學星期五@台中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n映後座談人：邱劭琪 台灣環境正義基金會 海洋專案主任\n側記：陳燕琪\n從活動頁的文案知道全球最大的遠洋船隊、數量最多的遠洋漁船都在台灣，鮪魚產量世界第四、魷魚產量世界第三、秋刀魚產量世界第一；但同時台灣漁船「福甡11號」也是《國際勞動組織漁撈公約》生效以來，全球第一艘因違規而遭扣留的漁船（註1）；不僅如此，由於台灣經常違規捕魚，加上漁政單位也未善盡管理責任，於是歐盟也在2015年10月對台灣發出黃牌警告。若台灣遠洋漁業的榮景是建構在非法捕撈以及人權剝削上，那麼面對環境正義的理念，一個消費者可以怎麼為結構的翻轉盡一份力？ \n攝影／廖家瑞 \n「＂喂！要前往地獄囉！＂──小林多喜二，《蟹工船》，1929」螢幕上顯示，隨後是新進漁工們聚精會神於勤教的畫面。\n「這些境外聘雇的漁工們明白『為了將來更好的生活』意味著要承擔低薪、高工時，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嗎？」我暗忖。\n自台灣啟航，經過新加坡、馬六甲海峽、印度洋、開普敦，至抵達福克蘭漁場的35至40天的航程在「鈴響兩聲是吃飯，鈴響三聲是工作」的安排下度過。學綁魚鉤、操作出魚的設備、怎麼整理魚、如何打繩結、練習安裝滑輪和魚燈，還要進行五金零件的單字考試，伏地挺身、仰臥起坐……，一切都是為即將到來的24小時作業預備。\n面對會暈船嘔吐的船員、吸毒的船員、想家的船員、不諳工作項目的船員、吵鬧的船員……，大副不時用斥責和嘲弄取代溫情，兇著說「去叫他過來吃飯，吃飯要一起吃」、或作勢嘔吐「浪太多吃飯多一點啦，那麼多浪，人會累」，罵著「凍結衣的編號寫大一點啦」（大艙約零下４０度），因為一艘船從船頭到船尾，長不到70米，寬約11米，當多國籍船員們不是講同語言就能聽懂理解時、當外籍船員要把你丟到海裡時，你能去哪裡？大海茫茫。\n相對少的旁白讓觀者透過鏡頭一窺遠洋漁船上的生活，也開始明白壓迫並不完全是強欺弱，還有更多的弱弱相殘。\n「我們就是在陸地上沒辦法生存才來跑船。」大副表示。「這個水路到這裡多遠啊。家裡有什麼事情，出什麼事情，有什麼狀況，你有辦法處理嗎？完完全全沒辦法去處理……我們跑船為了什麼？為了家裡啊，不為了家裡要為了誰？為了自己？為了自己在陸地上生活就好了。抓魚，累的都是我們跑船的人在累，回到家裡沒有辦法去體會到家裡的人、沒有辦法去照顧到家裡的人又是我們的錯，我們到底要怎麼做？」連珠炮似說出這一串的大副，背景音樂是他正在聽的〈憂愁〉，輾轉呈現海上男兒們的共同心聲。（註2）\n「所以不要相信這世界　這世界不能給我們天堂　只要你懂我　只有我們懂得你和我」船員們唱著的是。\n人的困境被凸顯了，那麼「血汗海鮮」的結構是如何形成的？非法漁業及海上人口販運，透過低成本，消耗海洋及勞動力，造成海洋資源枯竭。為了防止環境及人權剝削，映後座談時，台灣環境正義基金會海洋專案主任邱劭琪說明現行相關法規的缺失，發現非法雇用及遣返，過長的工時，缺乏乾淨、足夠的飲食及水，積欠與苛扣薪資，以及非法捕魚的種種違法情況相當普遍；而除了法規缺失，政府分工混亂，缺乏足夠、有效率的勞動檢查，主管機關無法確切掌握漁船上的活動，漁工也缺乏合適的申訴管道，整個漁業產業鏈缺乏透明度，各種執法不周全也是關鍵。\n\n攝影／廖家瑞\n於此，環境正義基金會向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消費者提出建議。首先政府應該的努力方向包含以風險原則檢查可疑漁船，用「受害者為中心」訪談漁工，瞭解工作狀況以及漁船活動，透過跨部會、跨領域合作處理非法漁業、人口販運問題，加速發展電子觀察員機制，讓資訊透明化，以中、英、其他語言公開漁船相關資料，讓更多利益關係人，包括社會大眾參與漁業管理。\n接著NGO可以採取的行動包括揭發漁工受虐、非法漁業案件，提升公眾、市場意識；以消費者的力量要求政府及產業改變，持續對政府施壓，要求全面納入勞基法並搭配國際公約，執行漁船上的勞動檢查；監督政府確實執法，完善監管；以及要求政府公開相關資訊，提生產業透明度等行動。\n至於消費者能做的是選擇符合永續、人道原則的海鮮，採買時詢問海鮮的來源、物種、捕撈方式、甚至捕撈漁船的相關資訊，也可以要求政府公開漁業管理相關資訊。\n\n攝影／廖家瑞\n由哲學星期五＠台中與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合辦，在4月12日舉行《水路。遠洋紀行》的播映與映後座談，透過紀錄片導演盧昱瑞的鏡頭，以及台灣環境正義基金會海洋專案主任邱劭琪的說明，對於導演所採用的「『我不瞭解罪惡，也不相信罪惡。也許殺死一條魚是罪惡。即使我殺死他是為了求生存，以及為了養活許多人，那也是有罪的。這樣說來，每件事都有罪，不要去想這些了。』──海明威，老人與海，1952」這一段文字，讓參與者們對龐大跨國漁業交易下剝削自然資源的事實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許從之後每次選購海鮮的決定，都能成為台灣漁業邁向重生的一點點力量。\n\n攝影／廖家瑞 \n註1：台灣福甡11號根本是地獄船！EJF基金會調查，虐待漁工非法捕撈IUU，呼籲台灣積極面對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12785/ \n註2：〈憂愁〉作詞：小安／周佳佑　作曲：小安　編曲：小安　歌詞：又擱睏袂去　猶原擱想到你　親像你在我的身邊　情願不識你　乎兩人的代誌　隨一切漸漸的過去　想起當初時　你牽著我的手　講永遠袂放抹記　就是放抹去　來乎你留置阮的心　每日相見　為你傷害自己　若不是為了你　我哪會這麼憂愁　來乎人看不起　來為你睏袂去　若不是因為你　我早就放咧乎去　因為你不值我　將燒酒飲下去　我想不開　我愛上你 \n \nStill\, we are migrant workers 東部場\n日期與時間：5/24（五）18:00-21:00\n地點：東華新世紀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新邨179號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協辦)\n映後座談人：王君琦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n側記：蔡雨娟\n美好的花蓮雨夜，社區主委趙書琴擔任主持人，熱情招呼前來的居民及學生享用美味的越南美食。書琴說難得社區有個這麼好的大空間，但平時總是空蕩閒置，一週前她打開門時還霉味撲鼻，但在通風了一週後，今夜這裡有燭光，有花香，有食物，有鋪了地毯的搖滾區，還有溫暖的人情。影展能在社區舉辦是難得的安排，不同於課堂上的拘謹，熄燈觀影時，一旁小孩就趴在地板上吃晚餐，嬰兒四處爬來爬去，是溫馨輕鬆的氛圍。\n《然而，我們仍是移工》播畢後，君琦老師帶來鏡頭語言的觀點，雖然這是比渡，沙馬爾及賽義德的真實故事，但紀錄片仍非是客觀公正的。導演選擇從工運者的角度來看這一場表面上是失敗了的抗爭運動，將比渡的同一段訪談分別剪在片頭及片尾，搭上中間的三段故事合成了導演想說的版本。說失敗只是表面的，因為除了運動傷害，還有更多留下的東西在他們身上持續發酵與思索，所以被遣返回各自的國家後，他們繼續在自己的國土上實踐團結與互助。在片中也看到導演自身觀點的轉變，關於主角從一名工運份子到成為慈善商人，似乎由原先的批判轉為支持，而究竟貧窮與鬥爭哪個比較重要？每位社運者的心裡都有自己價值選擇的排序。也許與其在別人的土地上跟別人爭取權利，不如回到自己生活的土地，與有共同需求的人一起創造及分享，改善自己的國家，雖然這絕不會比在國外工作更容易。\n在書琴主委殷切的期盼下，每位同學都分享了心得相互交流，討論頗為熱烈。有個同學說他前陣子去看了《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與今天放映的片子相似處是皆記錄了社運領袖的歷史及意志，而他很好奇，是什麼樣的人會成為社運領導者？這些人若成功了將來進入體制了，又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以及為什麼人會「為惡」？島嶼上總是自詡最有人情味的台灣人，為何成為對移工來說糟糕惡劣的雇主及仲介？另有名同學分享她前陣子參與了應用劇場《尋找露西亞》，被點名上台扮演要和雇主談判的移工，站在那個位置上，她才發現原來他們的處境是這個樣子，所有的籌碼都在雇主那邊，她不知道自己能怎麼辦，只感到深深的無力感和憤怒。\n君琦老師說曾有學生在課堂上認真地表示，他認為正名是無意義的事，既然是指涉同樣一群人，那麼稱其為「外勞」或「移工」有何差別呢？但就如老師所言，語言不是中立的，字詞的意涵是有力量的，當我們以「外」將他們與我們區分成兩群人，也順勢合理化了差別待遇的作為。然而在漫長的人生中，每個人都會因不同的原因「移動」，離家出外念書的大學生本身就是一群移動的人口，來自台北的同學就分享了她對於家鄉和移動的感觸。\n最後聊到了近期頗受爭議的自經區，在場的人皆認為這是不可被接受的規劃，沒有人的權益應該為了讓資本家賺取利潤而被犧牲。在國內的領土中劃分出一個區域限縮公民權絕對是不正當的作為，更何況無論是迎合企業投資或減富人稅之類的舉措，皆是長久以來對於經濟發展的迷思，這樣的成長僅會擴大貧富差距，並無助於改善勞動階級的處境，也絕非使社會共生共榮的方式。\n影片中出現韓國的勞權團體抗議政府與美國簽屬自由貿易協議，但即便是重視勞權的韓國都漠視了移工，一向擁抱自由市場的台灣更需警覺這樣的現況。由輸出國與輸入國的國家、仲介和雇主織成剝削移工的天羅地網，在台灣的家務型社福移工甚至不受勞基法的保障，在國家未能妥善因應長照需求的規劃下，使得無力負擔合理薪資的家庭與移工弱弱相殘。可我們勢必得找到另一條出路，而非繼續習以為常地將所有成本轉嫁到移工身上。 \n \n高山上的茶園 大台北場\n日期與時間：4/28（日） 14:00-16:30\n地點：哲學星期五@台北 台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3號\n映後座談人：徐瑞希 台灣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n側記：曾婷瑄\n四月28日下午，在文博會如火如荼展開之下，鄰近的哲學星期五仍坐進近20位觀眾，準備觀賞「高山上的茶園」並聆聽「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GWO）理事長徐瑞希的映後座談。參與民眾有對農村缺工議題感興趣的朋友、有為工廠移工朋友抱不平的、有想了解移工失聯制度原因的、有準備進入移民署公職的，也有研究台灣移工的日籍教授，最特別的，還有印尼移工AMINI來到現場。\n徐理事長有媒體背景，努力推動新聞自主，1990年代開始與台北市工運背景的政府單位合作，推動移工相關計畫，接著在伊甸基金會工作，過程中發現媒體圈對移民工或弱勢族群並不重視。目前台灣有70萬移工，人數已超越原民、客家人。台灣對東南亞是陌生的，如何透過他們母語的資訊，讓他們能自在的生活，這是很重要的。\n在參與者自我介紹後，徐理事長首先就放映電影「高山茶園」談論移工「失聯」的原因。她提到前幾年越南阿飛因警察執法過當致死的案子。他們為什麼逃？可能是老闆虐待、錢賺得不夠（老闆苛扣），或者仲介費太高（台灣不是國對國引進。印尼、菲律賓仲介費約五六萬；越南則高達五六七千元美金，導致逃跑率最高），所以需要再去打工賺錢。其他也有移工懷孕的議題：之前移工來台之前會驗尿驗孕，幾年前因人權而取消。移工懷孕後一定會遭僱主遣散，但仲介費還沒賺到，所以無奈選擇逃跑。最令人難過的原因，就是有看護工住進雇主家中，遭到性侵無處求援，只好逃跑。\n據與談人表示，目前移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必須三方同意，且轉換雇主平台對移工來說很難操作，必須拜託仲介，但仲介多半不願幫忙。有時逃跑移工為了躲警察，每天過著驚惶地生活，環境逼迫他們失去理性思考，導致也有可能出現吸毒的狀況，這種狀況廠工也有發生，為了加班賺錢。這些制度問題造成的狀況，都是台灣社會必須付出的成本。沒有友善的環境讓他們生存，許多台灣的活動都沒有相關的訊息，他們都不知道，導致他們像是生活在孤島上。所以協會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資訊平權」，用他們的母語告訴他們訊息，去年四月公視終於有東南亞語新聞可以告知相關資訊。\n地下錢莊及詐騙的問題，失聯移工也常遇到，甚至還有東南亞的黑道勢力以及地下錢莊都在台灣有勢力，但他們不敢報警，也不相信警察。這些人性跟情況跟台灣都是一樣的，然而台灣都看不到。理事長指出：「移工不是機器人，跟我們一樣都是人，跟我們一樣有壓力、有擔憂的事，只是比我們更多、心更累。例如看護工整個月只休一天，每天24小時待命，廠工則是會遇到加班費沒有照實給的情況。因為移工也不清楚權益。所以我們在桃園也開設勞動權益的課程。台灣勞動部有發勞動權益的手冊，但他們其實都看不懂。所以台灣有時政策有做，但是對移工很不友善，使他們無法真正了解。」\n理事長指出，台灣社會有時會把失聯移工貼上標籤，不顧他們的需要，但他們的需要不會真的消失，只是會轉到我們看不見的角落。所以協會的活動仍是開放給所有移工，包括非法的失聯移工。很多時候，只是我們看不到移工，不是他們不存在；他們在這裡，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也對台灣經濟做出貢獻，但若我們帶著有色眼鏡，會看不到他們真實的樣貌。\n講到移工的樣貌，徐理事長也分享了他這幾年的觀察。她表示，世界在改變，20年前與現今引進移工，他們母國的社會也在改變，來到台灣的移工，越來越年輕，就像台灣年輕人要去澳洲打工。例如GWO為移工舉辦的「移工翻轉學苑」創業工作坊，印尼還派官員來參與，因為他們關切自己的國民，希望他們在國外工作回國後能有更好的發展。這些觀念與過去已有很大的轉變。又例如台灣也有印尼空中大學，印尼移工也會在週末去上課，四年畢業後就能拿到大學畢業證書，回國就會不一樣了。台灣可以是他們未來夢想的起始點，在台灣賺到了錢，學到了技能。\n現場參與者也紛紛分享他們的觀察與感想。有兩位在工廠工作的工程師談到越南移工同事的真實處境。他們表示，越南移工的仲介費高達20萬，等於兩年的時間還債，第三年才能賺錢。公司沒宿舍，都是由仲介負責，7-8人一間房間，鐵皮屋，夏天熱到無法睡覺，一個月3000房租費，所以他們都必須省吃儉用。兩萬多的薪資東扣西扣只剩一萬多，若沒有加班，就只能在外面打工，但他們沒有權利在外面工作，所以只要在外面打工就是非法。「仲介剝一層、公司剝一層、連他們的政府都要剝一層」，最重要的，仲介很偏袒公司，甚至把移工護照通通集中保管，這是他們最不能理解的。\n與會的印尼移工AMINI也現身說法，分享台灣人難得聽到的第一手分享。她說：「學中文不簡單，有時候台灣人會欺負我們，說我們是笨蛋，不會講中文，這讓我們聽起來會很難過。我有一些朋友的雇主給他們吃剩下的飯，他們都吃不下。還有雇主不讓他們聊天，但你們台灣人也是會要聊天啊，怎麼能禁止我們聊天呢？」\n即將就任移民署公職的與會者對此立刻反應並表達歉意。她感嘆地表示，台灣人先前都把目光放在東北亞、歐美，卻不看東南亞，直到這幾年的南向政策才開始有微小的改變，例如學校有東南亞語課程，移民署內也有東南亞新住民。她說，以後移民署的工作會遇到更多的東南亞移民工，所以想請東南亞朋友再多給他們一點時間，他們會努力去做改變，更了解這個族群。\n日本學者也分享他在台灣三四年間看到的狀況，他有一位台灣朋友雇用印尼看護工，但移工除了照顧媽媽外，還要幫忙煮飯，這樣其實是非法的。尤其當外籍看護工跟雇主一起住，情況格外困難，付的工資又那麼少。日本正準備開放移工政策，其條件值得觀察，並在未來與台灣對照參考。\n座談主持人說到，我們出國工作，也不會被扣留護照，也可以在休息時間學習不同課程。台灣社會與移工應該是夥伴關係，而不是上對下的關係。她期許每個人都能成為媒介、都可以做一些事，去溝通觀念，一起找到制度的解決方式。\n歐洲有許多NGO都在幫助移民做社區微型創業，GWO也獲得外國機構補助，讓移工在回國前有學習的機會，尤其是沒有機會接觸外界的看護工。這樣的計畫要讓看護工媽媽利用有限的時間增進技能，讓他們回國能創業，有謀生的能力。GWO的活動很多，但人力很少，所以其策略就是把移工帶到團體當中，邀請移工一起當志工、辦活動，用他們的專業做可以做的事情。例如2016年越南移工找到GWO說要辦活動，GWO的自我定位是跟移工站在一起的團體，也就是他們的朋友。最後，徐理事長為談話做了總結。她表示：「我們一定要學會如何平視移工。你有什麼需求，他就有什麼需求。希望台灣重新看待這些移工朋友，他和我們都是一樣的。」作為公視董事，她最強調的是「資訊平權」，亦即讓他們自我發聲。移民工文學獎、公民新聞工作坊，都是在朝這樣的方向前進，「我們希望，以後會是東南亞朋友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n \n只有大海知道 桃竹苗場\n日期與時間：4/28（日） 13:30-16:30\n地點：三灣圖書館 苗栗縣三灣鄉親民路19號 (藝渡，三灣 協辦)\n映後座談人：馬躍．比吼（Mayaw Biho） 原住民運動人士、紀錄片導演\n側記：林正尉\n4月28日下午，「移工影展」團隊來到苗栗縣三灣鄉圖書館播放《只有大海知道》。\n我是第二次看這部片了。身為一位十年前曾在蘭嶼（2008-2009）開元港工作的「過來人」，電影中的人物，即便換了面貌和名字，我依然可辨識出這是某些在地人的共同心聲，或是誰跟我說過相似的話。無論是面對著是否離開小島、達悟文化的世代傳承迷惘、隔代教養及教育人才短缺等，透過影像，我仍看到一樣的問題。\n還記得離開蘭嶼前夕，跟我名字只差一個、野銀部落的阿文在港邊對我說：「我不知道你還會不會回來？也許不會了，但記得這座島給你的一切」。 播映的當天，這些詞彙仍在我腦海裡盤旋著。然而隨播放時間越來越近，我和「藝渡･三灣」的兩位夥伴們同時擔憂著：在客庄山鎮裡播放著蘭嶼主題的片子，會有人來嗎？如果來，他們又是誰？ 「移工影展」帶來海洋的聲音，片中傳來蘭嶼情歌，我心想，這好似一種台灣早期社會的播片員的故事呢。\n三灣圖書館館長淑貞姊，依其寶貴經驗跟我們說：播映兩週前開始宣傳，是最令鄉親印象深刻的。即便館長跟我們一樣忐忑（是否真有人來），但在全台灣借閱率蟬聯第一名的公共圖書館的高度影響力之下，仍有人不辭千里而來。無論從新竹、甚至有北藝大的學生專從台北關渡搭車，於竹南租借Ubike，花了兩個多小時來三灣。讓我們興奮的是，除了與會嘉賓馬耀･比吼的邦查身分外，在三灣客家庄裡，湧進了客家人、河洛人、賽德克、泰雅、賽夏朋友，及一名越南出生、三灣長大的小學生，將近50人。我第一次在三灣感受到多元族群的盛況。 相較於都會圈，在鄉村結構裡，「議題」並不容易討論，因此必須省思透過什麼樣的對話媒介促使彼此溝通，就變得重要。我們當下深刻感受到：透過達悟人的島嶼環境、身分認同與隔代教養等問題，不同世代的居民（及價值觀）一起與馬耀比吼展開熱烈對話。我們聽到不同世代的價值觀，即使年長者與我們認知稍嫌不同，但至少可以跨越同溫層一同探討族群遷徙問題，這種對話在客家人為主的村庄內，可能是罕見的。\n當天，有臉友在三灣圖書館臉書留言，期盼鄉長辦理《只有大海知道》的露天電影，「讓三灣國小和三灣幼兒園，鄉親知道這部電影」。我們期待未來還有更多讓鄉親們一起在溫柔的革命中，產生起思想的波瀾。透過與蘭嶼的對話，進而面對自身。簡單來說，如何反身性的面對自身環境，或許可讓我們朝向「只有淺山知道」。 \n \nThe Helper 南部場\n日期與時間：4/16（二） 18:00-21:00\n地點：鹿耳晚晚早餐 Lure Late Late Breakfast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153巷19號\n映後座談人：宋家瑜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n側記：陳多佳\n移工影展（Migrant Worker Film Festival）團隊在台南鹿耳晚晚早餐放映紀錄片 The Helper，現場大約有25位民眾共同參與紀錄片的放映。The Helper 一片記錄了香港移工的各種故事，探討他們在面對與親人心碎的分離，以及對社會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婦女從東南亞一些最貧窮的地區湧入香港，尋找收入相對較為豐碩的就業機會，成為家庭外傭。這些離鄉背井的女性必須放下自己的孩子，去照顧富有人家的後代。她們的犧牲奉獻、挑戰以及與自己的家庭、子女不得已的疏遠，是現居香港的電影製作人 Joanna Bowers 紀錄片的焦點。影片共分為三條故事線：\n其一：導演 Joanna Bowers 用影像記錄了一個由身為單親媽媽的英國籍在港小學老師 Jane Engelmann擔任指揮，組織在香港工作的菲律賓籍外傭所組成的合唱團。指揮 Jane Engelmann 非常感謝自己外傭的勤奮工作，讓身為單親媽媽的她能夠在香港這樣繁忙的社會中好好生活下去，這樣的感謝催生出一個心中的想法：希望能組織一個屬於移工的合唱團 — The Unsung Heroes，去回應許多移工的提問：在工作之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讓移工除了工作以外，也能做些什麼自己喜歡的事，能夠獲得工作以外的自我實現。影片開始紀錄的同時，他們已小有名氣，受到邀請的他們，正在為著即將到來，香港最大的戶外音樂節2015 Clockenflap 而緊鑼密鼓的準備著。這部影片真實的紀錄下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女性，是如何在充滿挑戰的生活中，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唱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其中的成員的背後有著許多令人心碎的艱辛故事，以及面對離鄉背井而流下內疚的眼淚，但也是因著她們面對著這些辛酸血淚的不屈不撓，他們的努力不懈換來了共同的成就：踏上了 2015 Clockenflap 的大舞台。整段紀錄散發著鼓舞、振奮人心的驕傲氛圍。\n其二：影片分享了來自印尼一名年輕外傭 Nurul 的困境，在被雇主指控竊盜後，她的生活從社會的安全網之中脫出，幾乎完全失控。經歷了未婚懷孕與居無定所，甚至因著非法的身份而失去保障，而在平安生產過後卻必須憂心過程中所欠下的大筆醫療費用。所幸因著當地NGO的介入協助，讓她與她新生的孩子可以暫時安定下來，但最終的居留權仍在裁定的過程當中。\n其三：來自菲律賓的 Liza 選擇與需索無度且視之理所當然的家庭切斷牽連後，在雇主的鼓勵之下，她利用努力獲得的收入來探索這個世界。從香港的各條山徑，一路到了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基地營。過程雖艱辛，收入雖然微薄，她卻從來不曾放棄，在工作之餘充實的自我實現，一步一腳印，她成為了第一個登上珠峰的菲傭。登山是一項燒錢的運動，縱使身邊圍繞著這麼多的資產階級，她不再為著外傭的身份而感到羞愧，而是驕傲的讓身邊的知道，外傭是一份很正當的職業，也可以靠著自己的努力，不是只能做著傭人的工作，更能爬上世界第一高峰。\n導演 Bowers 精美地將香港閃閃發光的天際線與菲律賓貧民窟的驚人畫面並列，並且也花了不少篇幅介紹了一些實際參與在其中的慈善機構。這些慈善機構正在不懈地努力改善香港各地外傭的權利和支持網絡。影片的最後，導演更放上了來自雇用家庭對於這些外傭日常工作暖心的感謝，全片在愛的氛圍當中進入尾聲。\n映後座談\n主辦單位邀請到長年關心移民工權益的清大台文所碩士宋家瑜來做映後座談。講者提到，對於來自東南亞的移工來說，門檻最低，薪資也最低的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香港與台灣則同屬中間等級，最理想的工作地點則是加拿大。講者亦引用藍佩嘉老師於專書《跨國灰姑娘》中所提到的「全球保母鏈」這個概念來說明上述的跨國勞動中的人口移動方向以及影片中外傭將自己的孩子託給家人或母國更為貧窮的女傭照顧後離鄉背井。接著用一些數據與事實簡單比較比較台港兩地的移工結構與現況：香港自1970年代即開放外籍勞工，在稱謂上較常用外傭稱之。在台灣則是看護與幫傭是分開的兩種類別，幫傭申請資格較為嚴格，因此幫傭依照官方的數據不到2000人，而國籍上也較為多元。在香港，外傭的合約為兩年一次，且工作年限沒有上限，這讓外傭們不知要做到何時回國，難以拿捏，造成提供家人經濟援助卻疏離的情況。在台灣，移工的合約則為三年一次，工作上限為十二至十四年。移工在香港佔總體人口比例為5%，而台灣的移工則佔總體人口比例的3%，雖然看起來比例較少，但因著台灣人口數的關係，實際上台灣的移工人數要比香港的人數多出很多。至於國籍比例方面，香港目前的移工約有54%是菲律賓籍，比起台灣的比例要多出很多。\n針對影片中所出現的一些場景，講者稍微介紹了在港工作的移工假日休閒的場域與背景：香港嚴格規定一週一日休假，雖實際執行效果不得而知，但每到假日，許多移工休憩的場所便人滿為患，其中菲律賓籍的移工通常會聚集在中環、皇后像廣場、遮打花園一帶，而印尼籍的移工則多半聚集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旺角。此外，講者亦提供了大家一些關於香港移工研究的參考資料，如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陳如珍對菲律賓外傭選美的一些研究成果與文章，以及蘇美智的專書《外傭》。\n講者最後提到關於影片本身值得思考的部分，影片的導演 Joanna Bowers 為英國人，因此在許多角度與取材上，或許呈現出來的比較是「外籍在港僱主」的面向，相當不同於「香港本地僱主」的情形。\n接下來進入問答時間，有一名參與者提問：移工組成跟政府的政治取向是否相關？目前台灣沒有柬埔寨的移工，是否是因為柬埔寨的政治立場傾中，因而我們沒有開放？外籍新娘與外傭，雖然身份差很多，但生活有點像，且外籍新娘時常會在到台灣一陣子之後，進入仲介公司工作成為翻譯，負責外傭的翻譯。是否有門檻呢？又是否也有仲介制度呢？又為何香港移工大部分的比例是菲律賓籍？講者的回應是：雖然不實際清楚，但推測主要原因是語言。香港於1970年代開放移工，當時仍是英國殖民，香港的大量聘僱，剛好銜接上菲律賓人大量失業而外移的推力。在台也是類似的情況，有可能也牽涉到推拉力的動能。有另一名參與者針對影片中提到關於仲介公司往往會利用債務來控制移工進行發問，講者提供幾個在台灣耕耘移民工社群權益的NGO團體：TIWA、桃園群眾服務協會、新竹天主教阮文雄神父、教會… 等。最後有一名參與者問到關於影片中的性別分佈：影片當中有入鏡且發言的都是女性，想聽聽講者對於這樣呈現的看法。講者以藍佩嘉《跨國灰姑娘》書中所引用哈許柴德講述母職的階層化概念的一詞「全球保母鍊」，說明影片中的性別分佈。並加碼推薦去年第五屆移民工文學獎首獎，得獎者身為一名男性，卻以女性的第一人稱寫作，以文學的方式去表現跨國勞動的情感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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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All around Taiwan\, Taiwan
CATEGORIES: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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